《孝经》者，三才之经纬，五行之纪纲。孝为百行之首，经者不易之称（《玉海》十一。）。仆被难于南城山，楼迟岩石之下，念昔先人馀暇，述夫子之志而注《孝经（刘肃《大唐新语》九，《御览》四十二，《太平寰宇记》二十三县，案：《孝经注》、或言郑小同，今据唐会要七十七引郑玄，六艺论叙孝经云，玄又为之注，明非小同作也。）》。

问：文章如面，史才最难到。自刘知几著三长五不可之论，而操笔之士，卒莫有非其说者。夫裒掇旧典，考览世故成书，既往者信已难矣，而出乎其后者，又或恕心不存焉，耀己所长，訾累前作，迨如东家之矛，西家之盾，莫足以相入。是故「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，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，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」，班固之诋马迁者以此。「其议论常排死节，否正直，而不叙杀身成仁之美」，范晔之诋班固者以此。而刘肃则并与二三子而诋之。其论马迁也与固之说略同；以为班固序废兴则蔑祖德，述政教则□理本而右典刑；范晔诎公才而采私论，拾典实而饰浮言。由此观之，则是从事乎史者，类非全才也，可乎？夫史之难既如此，而后世至乃取东观多为之员，举一代之事，而责之以抄撮之众手，自以为庶几制作矣。今考诸太宗之晋，令狐之周，魏、王之隋，五代刘氏之唐，其失殆有甚于数子者，亦何啻十一而千百之耶？诸君刓精史学久矣，若固之讥迁，晔之讥固，果亦有在于是乎？知几之论，刘肃之评，如何而后可以无憾也？如曰不若成之众手，则历代之弊已如此矣，亦奚足以胜讲哉？要必有折衷焉而不苟者，愿揆之诸君。

甚哉，世人谋其身之周也。山外之战（好水川、姚家川战，虏并在陇山外，属平凉，西去羊牧隆城，俱不及五里。），诸将以力战死，明白不可欺（得诸将尸，皆被重创，赵律者去其首。）。或者咎其失计，且不与其死。噫！趋利以违节度，其失计信然（经略副使韩公行边，二月己丑至高平，逻报贼逼怀远城，公尽发镇戎军，先募勇士总万一千人，俾行营部署任福尽统诸将，合力以制之。于是都监桑怿为先锋，钤干朱观继之，武英又次之，任福居后。其夕宿三川，贼已退怀远东南去。翌日，诸将由怀远蹑其后，两路巡检常鼎、刘肃与贼战于张家堡南，斩首数百。贼弃驼马羊牛万计，桑怿以骑趋之，任福又分兵自将以往。其夕，任福、桑怿为军屯好水川，与贼接垒；朱观、武英为一军，屯笼落川，隔山相去五里，犹遣信相通，期以明日会兵川上，不使贼得逸去。是时昊贼自将兵十馀万众，营于川口，逻者言贼四塞，然数少，是以兵益进。）；秉义不屈，奈何不与其死也（癸巳，任福、桑怿逐贼，循好水川西去，未至羊牧隆城五里，与贼大军遇。怿驰犯其锋，贼益兵，自辰至午，军溃，怿与刘肃俱战没。任福一子在阵，亦死。福中数箭，小校刘进劝福自免，福曰：「吾为大将，军败何以苟生？一死足以报国。」遂死之。先是，韩公召渭川都监赵律将死事骑军二千二百为诸军后继，是日及朱观、武英会兵于姚家川，与贼遇，战合。行营都监王圭自羊牧隆城以屯兵四千五百来阵于朱观阵西，圭屡出略阵，闻坚不可破。武英重伤，不能视军。自午至申，贼兵大至，东偏步军溃，众遂大奔。王圭、武英众千馀人保民，恒发矢四射，会贼暮引去。观与任福战处，相去十五里，然至败不相闻也。始，贼未与官军遇，大掠武延川。诸将既战死，即以其夕收军去，故山外之民不甚被毒。然诸将战兵以千六百，总二万三百，死者六千馀人，指使、军校死者数千人。）？忠义，世之所高；死，人之所难。以甚难之节，负至高之名，茍与之，则己当蹈之矣，恶所以谋其身哉？善谋其身者不然，必非之曰：「丧兵沮威，虽死，吾弗与」。然后享其富、保其生为无愧，为身之谋，岂不周乎？寇仇在境，师兵在行，欲必生以保功，难乎哉！呜呼！丧兵沮威以取死，岂诸将心耶？亦不幸而已。为国家言，无使谋其身者终其幸，死义者重不幸，则节士劝矣。